河南 侯睿哲
三国时期，孙权率兵收回荆州之后，设宴庆功、犒赏三军，并把大将军吕蒙置于上座，对大家说：“荆州久攻不下，今天成功夺取，都是吕蒙大将军和大家的功劳啊！”孙权把战争的胜利全部归功于大家，令众将士深为感动。后来，孙权被曹操手下的张辽所激怒，带兵与之决战，结果大败而归，孙权诚恳、自责地说：“这次失败，完全是我轻敌所致，从今往后我定当改正。”孙权推功揽过的做法，深得将士们的拥戴和敬重。
与孙权的交际方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袁绍，他的势力一度强大，威震中原，但他好大喜功。有一回打仗获胜后，他竟当着众将士的面吹嘘说：“要不是我料敌如神，采取侧击包围的战术，我们怎能这么快就攻下来？”众将士面面相觑，不敢多言。后来，曹操打败刘备回师官渡时，袁绍要同曹操决战。谋士田丰认为战机已失，不宜开战，但袁绍执意出兵，结果惨遭大败。这时候，袁绍不但没有反躬自省，而是把责任迁就于他人，处死了田丰。他揽功推过的行为，招致众叛亲离，终为曹操所灭。
与人交往，推功揽过，是赢得良好人际、成就自己的“良方”。孙权宽厚大度，推功揽过，从而很好地树立了威信，赢得了将士们的拥戴，成就了一番事业；而袁绍心胸狭隘，推过揽功，残害忠良，结果引起众叛亲离，遭到了彻底的失败。
周总理一生光明磊落，胸怀坦荡，不争名，不争利，工作中出了问题，他总是第一个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，有了功劳，他又总是归功于党和人民。周总理是举世闻名的“八一”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，建国后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同志曾多次要用纪录片、故事片等形式反映和歌颂周总理这一光辉史绩，但都因周总理不同意而取消了计划。1959年军事博物馆正式展出前，周总理去审查，在红军馆陈列“八一”南昌起义展前，当讲解员介绍红军馆序言部分，提到“八一”南昌起义是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举行的时候，周总理立刻打断说：“怎么是我领导的呢？是党派我去的嘛，是党的领导！”他严肃地要求把解说词改正过来。周总理在功劳面前谦让的美德，深深感染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。
1973年6月，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，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会谈，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文件。周总理一直关注着这次会谈。他让外长姬鹏飞好好研究这件事。外交部随后写了一篇题为《对尼克松——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》的文章，刊登在外交部内部刊物第153期《新情况》上。文章认为美苏会谈“欺骗性更大”，指出:“美苏两家欺骗不了世界人民，要想主宰世界也做不到。”总理看后，表扬了这篇文章，外交部的同志高兴地说:“受到总理这样的表扬可不多。”但是，事态急转直下，毛主席看了《新情况》第153期后很生气，严厉批评了这篇文章的一些观点。对于毛主席批评的原因，总理心里是清楚的，但他仍本着顾全大局，相忍为党的精神，遵从毛主席的意见，作了检讨。总理致信外交部:“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，这个观点是我同意的……这个事情你们没有责任，如果错了，这个责任我来承担。”
正如《菜根谭》所言：“完名美节，不宜独任，分些与人，可以远害全身；辱行污名，不宜全推，引些归己，可以韬光养德。”在这方面，周总理为我们做出了榜样。对于自己在领导“八一”南昌起义中建立的功勋，周总理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，而是集体，把功劳归于党的领导；对于毛主席的批评，周总理勇于揽过，主动承担过错责任，为外交部的同志们减轻精神压力和思想负担。周总理推功揽过的交际方略，展现了他高尚的美德，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无比崇敬和深深爱戴。
兰华是一家工厂的生产科科长，他个性温和，工作勤奋，与同事相处十分融洽。有一次，因为货源来不及补足，造成产量达不到预期的目标，厂长非常生气，在开会时宣布要扣除生产科员工当月的奖金。
散会后，兰华并没有解释生产为什么会延误，而是诚恳地对厂长说：“这一切都不关生产科其他同事的事情，是我自己指挥不当才造成，这事应该由我独自来承担，请扣我个人当月工资和全年奖金作为处罚。”厂长同意了兰华的要求。
生产科的员工得知此事后，非常感动，于是他们主动加班，决心下个月超额完成生产目标。在他们同心协力的辛勤努力下，第二个月的产量果然超过了目标，厂长非常高兴，立即宣布加发奖金给生产部门。
兰华将奖金全都分给员工，自己分文不取，他对员工说：“这些奖金是大家辛勤所得，是属于大家的。”兰华不计较个人名利，推功揽过，不但令生产部的员工拥护和赞赏，同时也为公司创造了佳绩。
作为生产科长的兰华，在任务没有完成遭到厂长处罚的关键时刻，挺身而出，主动“揽过”，表现了一种勇于担当的负责精神，因而感动了同事们，大大激发了他们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。当后来超额完成生产目标得到厂长奖励时，兰华又主动“推功”，把奖金全都分给大家，表现了一种淡泊名利的崇高境界，从而赢得了同事们的由衷拥护和赞赏。正是兰华善于推功揽过，才使得他能够凝聚人心，创造佳绩。
朋友们，为了使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具有优秀品德、令人尊敬的人，从而彰显自己的交际魅力，赢得良好的人际关系，让我们都来做一个善于推功揽过的人吧！
（编辑 陈文科）
